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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之后,到底建立一种什么样的基本经济制度?

2019-10-17 06:50:28
[摘要]

[·温/观察网专栏作家胡鞍钢]

新中国成立后将建立什么样的基本经济制度?经济所有权的构成是什么?如何找到真正符合中国基本国情、适应不同发展阶段的经济模式?如何处理公有制经济与其他所有制经济的关系?这些是中国领导人面临和需要回答的基本问题。经过60多年的不断实践和反复摸索,我们真正建立了中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这是一个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

这一基本经济制度在世界上也是非常独特的,并且具有非常强大的优势。这是因为它能够充分发挥各种所有制的各自优势,充分调动各方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它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具活力和竞争力的经济体系之一。然而,这不是一帆风顺的。它也经历了一个先肯定、后否定、再肯定的曲折而漫长的历史过程。它还经历了“两条腿走路”到“一条腿走路”再到“两条腿走路”的历史过程。

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不同时期中国经济所有制结构的发展历程,我们先后经历了几次重大的制度创新,以及先成功、后挫折、再成功、再创新的历史演变,大致可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首先,第一阶段是新民主主义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混合经济阶段。

这是第一次重大的制度创新,即从传统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向新民主主义经济转变。刘少奇曾明确指出,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经济条件下,中国不应该跟随苏联建立单一的公有制,而应该利用私人资本主义,允许多种经济成分存在。当时,毛泽东充分肯定了刘少奇的观点,并希望提到[七届二中全会的讨论。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最早的“混合经济理论”。

当时,新中国成立后,有五种不同的经济成分:社会主义国有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农民和工匠个人经济、合作经济和民族资本主义经济。这是混合经济成分在共和国共存的最早时期。其经济类型是以民营经济为主,以国有经济为主,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多元化混合经济类型。当时,第一次土地改革和国有化相当成功。其中,国有化也相当有限。新政府只是强行没收官僚资本,并立即将其转变为国有经济,而没有限制和消除私营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

当时的《共同纲领》第26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建设的基本政策是通过兼顾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劳资双方受益、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实现发展生产和繁荣经济的目标。国家从经营范围、原材料供应、销售市场、劳动条件、技术装备、金融政策和金融政策等方面,对国有经济、合作经济、农民和手工业者个体经济、私营资本主义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进行规范,使各种社会经济成分在国有经济的领导下分工合作,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

第三十条还明确规定:“人民政府应当鼓励有利于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的私营经济事业的积极性,帮助其发展。”《共同纲领》还提出,“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应当逐步转变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和私有财产应当得到保护”。

这张照片来自“我们在路上行走”的截图

毛泽东称之为“全面考虑”政策的精神。对于民营经济,他也提出了“不同而平等”的政策。所谓“差别”,是指国有经济本质上是社会主义的,处于主导地位,但它不同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合作经济,需要加以区分。然而,在其他问题上按照“共同纲领”行事是错误的,因为公共和私人发展是一样的,公共和私人都是无私的。这是“平等对待每个人”刘少奇还提出了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的想法,认为新民主主义经济是一种需要10至20年的过渡经济,新民主主义的五个经济组成部分应在各自的地方发展[2]。

这些政策符合中国国情和经济发展阶段。它们不仅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的私有制,也不同于苏联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前所未有的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的建立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大的制度变革,需要10到20年的时间才能逐步适应、巩固和完善。

然而,就在几年前,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制定了“一个转变三个转变”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扩大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和合作社成员集体所有制,把农民和手工业者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转变为合作社成员集体所有制,把剥削工人阶级以剩余劳动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私有制转变为全民所有制”的[三。也就是说,第二次国有化和集体化将在城市进行,城市的私营经济将被消灭,城市的个体经济将被减少,集体化将在农村进行,农村的私营经济和土地私有制将被消灭。这在很大程度上受苏联理论[4]的影响。

作为第二大制度创新,“三大改革”计划在三个五年或更长时间内完成。事实上,它们是在1956年完成的,这不仅太纯太公开了,而且太快太快了[5]。不幸的是,后来设定的目标不是使五个经济组成部分和谐发展,而是通过划分不同的经济组成部分逐步实施三大社会主义改革。

这种转变基本上是在1956年完成的。仅从就业角度来看,城市自营职业者人数从1949年的724万人到1953年达到高峰,达到889万人,占城市就业总人数(2754万人)的32.6%。到1956年,城市自营职业者人数急剧下降到16万,占城市就业总人数(3205万)的0.5%。私营企业的就业人数也从1953年的峰值367万人急剧下降到1956年的30,000人,[6]。从此,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和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成为我国国民经济的基础。

第二,第二阶段是社会主义公共经济阶段

从1956年到改革开放前是第二阶段,在这一阶段我国的经济主要由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和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所主导,这被视为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被视为资本主义。公共经济几乎占国民经济的100%,非公共经济几乎消失。

在“贫困与贫穷”的基础上,在美国领导的西方制裁和封锁的背景下,中国独立建立了独立、相对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20世纪60年代初,城市自营职业者的人数曾在1963年恢复到231万人的高峰,1977年只有15万人。即使在上海、北京和天津等最有条件创造就业机会的大中型城市,数百万新生工人也被送往农村。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单一公有制不符合中国国情下的生产力发展规律,不能在城乡地区创造更多就业机会,经济效率低下,影响经济发展。

到1978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只有3645亿元,农村贫困人口2.5亿,城镇失业人口数千万。但是,还应该指出,中国的公有制不是单一的,而是混合公有制经济。可以说,高度公共的经济部门,如全民所有制,只覆盖不到全国就业人口的五分之一。城市集体所有制经济和农村人民公社经济等其他公共部门的公有制水平极低,是由当时的生产力水平极低决定的。

然而,无论是在城镇还是乡村,仍然有大量非常活跃的市场力量,在当时被视为“资本主义自发力量”,如黑市(非法市场)和灰色市场(准市场)交易。从视觉上来说,在广阔的中国,市场力量总是“野火永远不会完全吞噬它们,它们在春风中又变得高大”。改革一旦实施,各种经济成分就会爆炸。

第三,第三阶段是向社会主义混合经济的过渡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基本经济制度经历了一个渐进而重大的变化,从两个公共经济部门转变为多个经济部门并存。首先,乡镇企业的快速发展,最初以社会集体所有制和团队企业的形式,是以市场机制为基础,没有计划指标,没有价格控制,没有上级控制,是一种具有巨大市场活力的新型经济组织。第二是个体企业,1978年占城市就业人口的0.16%。从1979年12月中共中央批准的《关于前工业家若干具体政策的规定》到1980年8月17日中共中央转发的《进一步做好城市劳动就业工作》文件,都明确指出“要鼓励和培育城市个体经济”。

1982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首次提出了发展多种经济形式的构想。显然,在农村和城市地区,应鼓励工人个体经济在国家规定的范围内和工商行政管理下适当发展,作为对公共经济的必要和有益的补充。同年12月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十一条规定:“法律规定范围内的城乡劳动者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的合法权益。”

1984年10月,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积极发展多种形式的经济;全民所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主导力量。集体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坚持各种经济形式和经营方式的共同发展。这一决定的公布使得城镇个体工商户在此期间发展迅速。到1985年,个体企业在城市就业中的比例达到3.51%,到1990年达到3.60%。

1987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深刻反思了历史上的错误认识:自20世纪50年代末以来,由于“左”倾错误,我们一直渴望成功,盲目追求纯洁,认为只有主观愿望和依靠群众运动才能大大提高生产力,社会主义所有制形式越大,公众越好。在所有制和分配方面,社会主义社会不要求纯洁、纯洁和绝对公平。目前,除全民所有制以外的其他经济成分还没有发展太多,但还远远不够。

这表明,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认识有了重大突破,从单纯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转变为混合经济制度。为此,报告明确提出在公有制的前提下继续发展多种经营。民营经济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促进生产,活跃市场,扩大就业,更好地满足人们的各种生活需求。这是对公共经济的必要而有益的补充。

为此,1988年宪法修正案在《宪法》第11条中增加了一项规定:"国家允许私营经济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存在和发展。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公共经济的补充。国家保护私营经济的合法权益,指导、监督和管理私营经济。”这为混合经济中私营部门的发展开了“绿灯”,并提供了重要的法律保障。到1990年,私营企业的就业人数占城市人口的0.33%,其中大部分由个体企业转变为私营企业。

中国对外开放已经成为一项基本国策。它不仅打破了全民所有制的格局,而且积极吸引了更多现代化、更具竞争力的外商直接投资企业,促进了混合经济的形成。

1984年5月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了《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纪要》,决定进一步开放大连等14个沿海港口城市,并建议逐步建立经济技术开发区。《纪要》提出:放宽利用外资建设项目的审批权限;增加外汇使用量和外汇贷款;积极支持利用外资,引进先进技术改造老企业;对中外合资、合作和外商投资企业给予一定的优惠待遇。逐步建立经济技术开发区;大力发展饲料加工出口;调整几个城市的开放类别;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对利用外资的规划和指导;我们应该继续改革。

1986年4月12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了《外商投资企业法》,为发展外商投资经济提供了法律依据。1987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明确指出,中外合资企业、合作企业和外商独资企业也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和有益补充。应有效保护外国投资者的合法权益,进一步改善投资环境。

1979年至1982年,外国直接投资为17.7亿美元。从1983年到1985年,达到43亿美元。1986年至1992年期间,这一数字达到300亿美元。外国直接投资从1983年占国内生产总值的0.3%增加到1992年的2.3%,[7]。从1979年到1984年,外国直接投资项目总数为3724个。从1985年到1992年,总数达到87,543 [8]。

在此期间,中国没有对全民所有制企业和单位进行大规模私有化。相反,它采取了扩大企业管理自主权,实行企业责任承包制度,改变激励机制,促进这些企业的转型。因此,国有单位就业人数有所增加,但城镇就业人口比例明显下降,1990年达到60.71%,比1978年的78.32%下降了17.61个百分点。城市集体单位就业人口在城市就业人口中的比例经历了先上升后下降的过程,到1990年仅为20.83%,略低于1978年的21.53%。

在此期间,中国逐渐从单一的公有制经济发展到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并存。从视觉上讲,它逐渐从“用一条腿走路”演变为“用两条腿走路”。这逐渐形成了共生双赢的新模式,也为这一时期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产生了两大驱动力。

1993年,根据1978年至1992年的数据,我得出的结论是,改革以来,非国有经济的突破和实质性进展之一是迅速发展,打破了国有经济主导全国的格局,导致中国经济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形成了以国有经济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混合经济。当时,中国已经形成了两大类型和九大经济成分。这两种主要类型是指国有经济和非国有经济。九大组成部分是指:(1)国有经济(指生产资料归国家所有的经济类型);(2)集体经济;(3)合资经济;(4)个体经济;(5)合资经济;(6)私营经济;(7)外商投资经济;(8)港澳台投资经济;(9)其他经济体。

但是,我也提出了两个核心问题:第一是私有财产是否“神圣不可侵犯”?私有财产是通过自愿交换还是市场交换,还是通过强制交换或非市场交换?私有财产权的排他性和普遍性原则是否得到公开承认?私营经济经营者最担心的是,他们的私有财产是否会像20世纪50年代的国有化运动那样再次被“没收”,以及经济活动是否会再次被“禁止”。第二种问题是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是否“公平竞争”?税收制度和利率“都是平等的”吗?[9]

第四阶段是发展社会主义混合经济。

1992年,以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为标志,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所有制改革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十四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指出,要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原则。在积极促进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发展的同时,鼓励个人、私人和外国投资的经济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开始进入蓬勃发展时期。1997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1999年,中共十五届四中全会《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

到2002年,全国城镇私营企业从业人员达到1999万人,是1990年的35倍,年均增长34.5%。农村私营企业就业人数也达到1411万人,是1990年的12.5倍,年均增长23.4%。

在城市地区,个体企业的就业比例从1990年的3.60%上升到2000年的9.23%。私营企业的就业比例从1990年的0.33%增加到2000年的5.48%。国有单位就业人口比例从1990年的60.71%下降到2000年的35.00%,城市集体单位就业人口比例从1990年的20.83%下降到2000年的6.47%。

第五阶段是社会主义混合经济的形成

2003年,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要完善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制度,大力发展国有资本、集体资本和非公有资本参与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建立和完善国有资产管理和监督体系。我们的评估报告显示,在上述任务中取得了重大进展。

首先,国有企业现代公司治理结构已经基本建立。全国90%以上的国有企业完成了公司制和股份制改革。大多数企业建立了股东会、董事会、经理层、监事会等机构,公司治理结构逐步规范。大量国有企业股份多元化,形成混合所有制股份有限公司。

经过痛苦而艰难的改革,国有企业进入了快速崛起的黄金时代。改革开放以来,国有企业经历了第一次衰退(1978-1997年)、“后来者晚”(1998-2002年)和重新崛起(2003-2013年)阶段。这一时期,国有资产总量显著增加,国有资本布局和结构不断优化,国有经济活力和竞争力不断增强,发展质量大幅提高。它已经与[市场经济接轨,一大批国有企业迅速成长为世界级企业。

国有企业在企业总数中的比重相对较低,但在世界500强企业和2000强企业中,国有企业已经成为越来越强大的后来者、追求者、竞争者和创新者。2000年,中国大陆九家国有企业进入世界500强。截至2014年,中国内地92家企业进入世界500强,其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83家,民营企业9家。国有经济从“大而全”向“强而精”的发展,强化和细化了关系国计民生的基础战略产业。它充分发挥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集中资源发展战略产业的新优势,代表了中国企业的集体崛起。

2019年,在全球500强企业中,有三家中国企业进入前五名,都是国有企业(照片来自《财富》中国)

第二,非公有制经济平等参与市场经济竞争的制度已经基本建立,并出台鼓励政策大力发展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民营经济进入了大发展的黄金时期。根据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的数据,全国真正的企业数量大幅增加。2002-2013年期间,年平均增长率达到6.90%,其中私营企业增长最快,年平均增长率达到15.00%。私营企业在全国实际企业总数中的比例从35.93%上升到80.43%。在此期间,个体企业数量从2377万增加到4436万,年均增长率为5.84%。全国总量(指实际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总数)从3111万增加到5964万,年均增长率为6.09%。

从企业家精神的角度来看,不包括从事农业的农村劳动力,全国市场经济实体的总数从2002年的2.42%上升到2013年的4.38%,表明各种市场经济实体在此期间得到了极大的激活,成为创造经济、贸易和新就业总量的实体。

截至2013年11月底,全国共有企业1538.2万家(含分公司,下同),注册资本95.29万亿元,平均每户633万元。国内企业1459.19万家,注册资本82.97万亿元,平均每户569万元。其中民营企业1229.3万家,注册资本38.26万亿元,平均每户311万元。外商投资企业446400家,注册资本12.32万亿元,平均每户2760万元。全国有4441万个体工商户,资本2.39万亿元,平均每户54300元。农民专业合作社950,700个,总投入1.78万亿元,平均每户[187万元。与2007年6月底相比,民营企业注册资本总额(金)占比从25.1%上升至40.2%。

这里只以规模以上行业的民营企业发展为例。从2002年到2012年,企业数量增长了2.84倍,年均增长率为14.4%。即使大量私营企业退出市场或破产,“出生率”也远高于“死亡率”,后者是世界上最高的增长率。总资产增长17.4倍,年均增长33.1%。每个企业的平均资产价值从1788万元增加到8059万元,这可能是世界上企业资产增长最快的。主营收入增长22.9倍,年均增长率为37.3%,也是世界上最快的增长率。总利润增长了40.2倍,年均增长率为45.0%,可能是世界上最高的。

从全国城市就业来看,从2000年到2012年,个体企业的就业比例从9.23%上升到15.21%,成为第三大就业渠道。私营企业的就业比例从5.48%上升到20.37%,私营企业成为最大的就业渠道。国有单位比例从35.00%下降到18.43%,成为第二大就业渠道。城镇集体单位比例从6.47%下降到1.59%。

国有和私营:两条腿走路

目前,中国已经形成了非常独特的社会主义混合经济。

首先,它有十几个经济组成部分。根据不同所有制单位的合资、参股和联合生产,企业已逐步形成至少11个经济成分,包括国有单位、城镇集体单位、股份合作制单位、股份合作制单位、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民营企业、港澳台商投资单位、个体工商户以及未计入的非正规员工或个体经营者,包括艺术家、演员、导游等。

第二,非公有制经济已经成为就业、经济和税收的主体。这就是为什么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把非公有制经济和公有制经济视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决定意识的是存在,而不是意识决定存在。这种“存在”是中国的基本国情,即中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谓的“意识”反映了中国为世界四分之一的劳动力创造就业的实际需求。显然,公共经济部门无法满足这一基本需求。

非公有制经济已经成为我国经济的重要基础。目前,中国非公有制经济占国内生产总值的60%以上,税收贡献超过50%,就业贡献超过80%,新增就业贡献达到90%。约70%的技术创新、65%的国内专利发明和80%以上的新产品来自中小企业,其中95%以上是非公有制企业[12]。改革开放30多年来,民营企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大到超,进入了历史上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的“黄金发展期”。中国民营企业的发展历史只有30多年,但具有爆炸性。

从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各自的优势来看,以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为例,2012年民营企业就业率为14.73%,国有企业就业率为8.92%。私营企业的税费为23.40%,国有企业为47.13%。显然,私营企业的主要贡献是创造就业机会,特别是小型和微型企业。

根据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发布的《全国小微企业发展报告》提供的数据,截至2013年底,全国企业总数为1527.8万家。其中,小微企业1169.8万家,占企业总数的76.57%。如果将4436.2万个个体工商户算作微型企业,工商部门登记的市场主体中小微型企业比例将达到94.15%[13]。小型和微型企业已经占市场参与者的绝对多数。

为此,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进一步减轻税收负担,帮助小微企业发展,并建议将小微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的实施范围上限减半,进一步将年度应纳税所得额从6万元增加到2016年底,并将政策期限延长至[14]。国有企业的主要贡献是创造税收。这样,两者优势互补,都为国家做出了各自的重大贡献。

目前,各种经济成分的共同发展模式已经形成,这体现在:不同的经济类型在主要指标中有各自的比例和特点。从就业角度来看,民营经济做出了最大的贡献。从税收来看,国有经济贡献最大。就全社会的固定投资而言,国有和私营部门并驾齐驱。国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单位数量明显少于私营部门,这充分显示了国家和私营部门的不同定位和特点。就资产、投资、收入和利润而言,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的活力不容忽视。它们也将成为混合经济未来发展的新力量。此外,民营经济的利润收入比高于国有经济,这也有力地驳斥了所谓的“国家进步,人民后退”。

“东方巨人”的“两条腿”不同于只有公有制的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一条腿”,也不同于主要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西方自由市场经济的“一条腿”。“两条腿”走路比“一条腿”走路好得多,走得稳,走得快,走得长。

中国企业,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都是创造物质财富的主体,使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最大出口国。它们是技术创新的主体,使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发明专利申请国和第四大国际专利申请国。他们都对中国的崛起做出了巨大贡献。国有经济和非国有经济的共同发展是中国经济日益繁荣和快速发展的根本原因和基本特征。

中国经济的未来发展必须立足中国国情,坚持“两条腿走路”的原则。不仅要大力发展国有企业“做大做强做好”,还要大力培育民营企业“做好事、做好事、做好事”,使两个“腿”都强壮,两类企业都能健康成长。中国将形成良好的混合经济发展模式。

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企业数量最多的国家,大大超过了美国和28个国家的欧盟。据统计,欧盟有2070万中小企业,美国有500万中小企业,[15],而中国总共有近6000万中小企业,包括个体企业。

因此,中国已经进入了一个创业、创新和创造的时代。在我看来,企业的质量不能由所有权的类型来判断。在我看来,好企业和坏企业的划分标准也非常简单明了,包括:第一,技术创新企业和假冒伪劣企业;二是诚实企业和欺诈企业;第三,“绿猫”企业和“黑猫”企业;第四,两利企业与冲突企业;第五,对社会负责的企业和对社会不负责任的企业;第六,历史悠久、短命的企业。任何符合前五个良好企业条件的企业都将成为常青企业,否则将成为昙花一现的企业。

[本文摘自胡鞍钢教授的《中国国家行政现代化》,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于2014年9月出版。本文摘自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王海龙《观察家网》。】

笔记

1.参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和事件述评》,第1卷,第47-49页,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

2.参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和事件述评》,第1卷,第58-61页,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

3.动员一切力量把中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伟大国家的斗争——过渡时期党的学习宣传纲要,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重要文件选编》,第4卷,第701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

4.参见庞松:《毛泽东的中国(1949-1976)》(1),307页,北京,中共历史出版社,2003年。

5.黄克诚曾经说过,我们知道毛泽东很善良,他一生都在为人民的事业担忧。在晚年,毛泽东的野心仍然很大。他想在几年或几十年内完成他一生中可能需要数百年的事情。结果,出现了一些干扰和理想主义错误。从他的初衷来看,他仍然想办好人民事务,推进革命事业。他为这个理想奋斗了一辈子。(见《唐洲雁:走近毛泽东》,光明日报,2013年12月23日。)

6.见国家统计局,《1984年中国统计年鉴》,第107和111页,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84年。

7.见国家统计局:《2013年中国统计摘要》,69页,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3年。

8.见国家统计局:《2013年中国统计年鉴》,243页,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3年。

9.见胡鞍钢:《从国有化到非国有化》,见胡鞍钢:《胡鞍钢全集——面向21世纪的中国十大关系》,第405、419-421页,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5年。

10.见《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导读物,8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

11.参见《中国商业新闻》,2013年12月16日。

12.见《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导读,6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

13.见《经济日报》,2014年4月4日。

14.参见新华社,2014年4月2日。

15.参见奥利弗·怀曼咨询公司:《2020年亚洲金融展望》,20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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